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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幹部去哪兒了?


    ——貴州幹部大規模下沉脫貧攻堅一線紀實

    發布時間:2019年12月27日 16:51 閱讀:次

           辦公樓上班人數減少,單位停車場的車位不再緊張,機關食堂因爲光顧者驟減、運轉出現困難……這種普遍性的現象,正持續在貴州衆多縣、區機關呈現。
      幹部去哪裏了?從深秋到隆冬,記者在貴州大山裏一路追訪。
    幹部去一線
      ——“我們盡銳出戰、幾乎可說是全員出動”

      武陵山主峰梵淨山的北部,烏江即將流出貴州之地是貴州銅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縣,屬于全省14個深度貧困縣之一。今年3月開始,這個縣的縣直機關大量幹部不見人影了,承包縣委機關食堂的老板“跑”了3個。
      早餐時間,記者發現正在用餐的幹部只有寥寥幾人。食堂承包人田勇軍迎了上來,歎了口氣:“每天用餐的人數少了一大半,營業額也減少了一半以上。”爲了節省開支,田勇軍還解雇了兩名食堂員工。正在用餐的一名幹部仰起頭補了一句:“以前來得遲就可能沒飯了。”
      趕到沿河縣農業農村局,記者跟隨副局長田永興進入一間門牌號爲604的辦公室,推開門後一片黑乎乎,按下電燈開關,屋內空空蕩蕩,原來有8個人辦公,現在只剩一個留守,當天在外出公幹。
      在沿河縣畜牧獸醫局,記者得知有一個幹部除了偶爾過來報賬外,四年都沒在機關辦公。乃至于中間搬遷一次辦公樓後,辦公桌也沒給他留。“等他結束任務回來後再做安排吧!”局長何飛有點不好意思。
      苗嶺深處,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劍河縣,工作日,縣委、縣政府辦公大樓空空蕩蕩。除少部分留守值班人員,很多辦公室門都鎖了。
      麻山腹地,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縣郊納鎮。“鄉鎮停夥,吃住在村”,今年8月,鎮幹部接到了這樣的“動員令”:74名在編鄉鎮幹部,除黨政辦、扶貧辦等股室留23名保運轉外,其他全部“轉崗”“走人”。
      幹部到哪裏去了?到一線去扶貧攻堅了。
      貴州是2014年全國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最多的省。全省共有66個扶貧開發重點縣,截至2018年底已脫貧出列33個,預計今年和明年分別有24個和9個貧困縣脫貧出列。隨著2020年全國脫貧攻堅倒計時的來臨,貴州大地決勝決戰氛圍越發濃厚。尤其是剩余沖刺脫貧出列的縣,在整合統籌人力資源、保持工作正常運轉的前提下,幹部下沉力度步步加大。
      12月17日,旌旗揮動,沿河縣召開決戰決勝脫貧攻堅誓師大會。全縣目前429個村都駐有幫扶工作隊。縣直、鄉村兩級幹部今年3月下沉30%,8月下沉70%,12月下沉90%——其中2000余人長期駐村、3000余人每周兩天到村裏幫扶。
      劍河縣所有人力、物力、財力向脫貧攻堅一線“下沉”。全縣301個村劃分爲1570個網格,先後抽派2194名幹部下沉到各村組擔任網格員。以縣委宣傳部爲例,部裏一共有17個人,除辦公室主任和財務兩人“留守”外,其他人員全部下鄉扶貧。“我們盡銳出戰、幾乎可說是全員出動。”縣委宣傳部部長胡朝庭說。
      六盤水市水城縣的縣、鄉兩級幹部下沉比例超過63%。其中縣直幹部3056人駐村實行“輪戰”,每三個月輪換一次,每期下派三分之一。鄉鎮一級則90%下沉到村。
      銅仁市石阡縣2019年初已“減貧摘帽”,如今仍然保持摘帽前縣級指揮部、鄉鎮前線指揮部、村級駐村工作隊、組尖刀班四級作戰體系不變、幫扶力量不減。目前,共有駐村第一書記174人、駐村幹部354人、脫産結對幫扶幹部1054人。
    一線“追”幹部
    ——“我就像長在這裏了一樣”

      幹部在幹什麽?記者踏上追訪路途。
      後坪鄉是沿河縣最偏遠的一個鄉鎮,路上需要穿過重慶兩個縣,跨越烏江,翻越數重大山。記者趕到下壩村小龍蝦養殖基地時,雖天氣寒冷,基地卻熱火朝天。小龍蝦育苗大棚已見雛形,幾名駐村幹部正幫忙搭建、焊接,記者從中找到了從縣農業局下派的青年駐村幹部趙軍。
      趙軍說,由于離重慶市場較近,養殖環境好,後坪鄉養殖的小龍蝦賣得火,已帶動220戶貧困戶增收。馬上迎來育苗時節,爲了防止蝦苗凍死,他們正趕著搭建大棚。趙軍已經駐村8個月,每個月至少在村裏22天。
      侯元軍就是沿河縣畜牧獸醫局那個因長期駐村,以致辦公桌都沒給他留的幹部。他在局裏的崗位是辦公室主任,在村的崗位是第一書記。記者趕到官舟鎮紅星村找他時,得知他回城去看病了。
      記者掉頭進城找到他家時,丈母娘抱著侯元軍的剛出生嗷嗷待哺的二胎女兒,他本人正准備去醫院看望生産不久、還在住院的妻子張紅豔,之後就要下村。駐村時侯元軍肚子疼了幾個月沒當回事,直到疼到起不來床,他這才去了醫院,被診斷爲腎結石。想到村裏脫貧的事等著,他決定不住院手術,保守治療。
      斜挂著駐村常用的軍用水壺,侯元軍趕到縣人民醫院急診科。由于床位緊張,他妻子只能躺在走廊過道的病床上。侯元軍摸了摸妻子的額頭:“嗯,沒那麽燙了。”一瞬間,張紅豔紅了眼眶。“村裏扶貧任務重,我今天得趕回去,你保重。”張紅豔點點頭。侯元軍轉身囑咐了特意從上海請來照顧妻子的妻妹後,下樓趕往村裏。

      畢節市威甯彜族回族苗族自治縣,平均海拔2200米,常年大霧彌漫。沿著盤旋陡峭的新修水泥路,記者來到石門鄉泉發村,大霧中找到了青年女鄉幹部、駐村第一書記宋冰。剛從地裏回來的她,鞋子上沾滿了泥巴。埋在地裏的中藥材草烏即將收獲,爲預防“賣難”、提高種植利潤,她爭取了上級項目支持,正在籌辦簡易的中藥材加工廠。
      2017年,研究生畢業的她考取選調生,到鄉政府就職20天後便被派到泉發村駐村。駐村兩年多,宋冰除了幾次外出培訓外,幾乎每天都在村裏忙碌,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“我就像長在這裏了一樣”。
      據貴州省委組織部、貴州扶貧辦統計,截至12月中旬,貴州省共有8848名第一書記和3.68萬名駐村幹部在精准扶貧一線帶頭攻城拔寨。
      按照中央東西部扶貧協作安排,2019年,東部9城市選派311名挂職扶貧幹部和2093名專業技術人才,前來貴州結對幫扶。在威甯九中,記者找到了來自廣州市番禺區的青年物理老師祝聲彥,他是今年2月份來到威甯九中幫扶。在辦公室,他一股腦搬出他的“寶貝”——利用課余時間制作的螺絲陀螺、氣弓箭。今年他策劃了全校第一屆科技運動會,這些寓物理知識于其中的“好玩”物件,大受學生歡迎。
    爲民斬“窮根”
      ——“你是否真心幫扶,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”

      2018年3月,由于幫扶兩年的木梓嶺村已脫貧,侯元軍被調到相鄰的紅星村扶貧。走的那天,木梓嶺村民自發放起了鞭炮,送到兩村交界處。
      侯元軍學的是水産養殖專業。爲了幫助村民發展産業,他將老丈人家的耕田機借來放在木梓嶺,免費爲各家耕田犁地。爲了便于開展精准扶貧工作,他買了輛二手小型皮卡車,也成了村裏免費運輸車和“急救車”,幾次夜裏村中有人突發疾病,都是他第一時間開車將病人送至醫院。
      追訪中記者得知,在紅星村駐村扶貧期間,侯元軍用自己的名義從銀行三次貸款共計26萬元,幫助全村脫貧,幫助貧困戶解難。
      第一次是2018年6月,紅星村發展金銀草、牛、雞三項産業,一時缺少資金20萬元,侯元軍便貸款20萬元給補上了;第二次,去年8月,貧困戶田江雨在耕田時腳受傷,造成粉碎性骨折急需用錢,侯元軍貸款4萬元幫助他;第三次,今年易地搬遷到銅仁市的田江雨想做快遞代領生意,需要2萬元押金,再次想起了侯元軍,侯元軍二話沒說又去銀行貸款給了他。
      已脫貧的田東芬向記者稱贊侯元軍:“這個人值得打滿分!每家每戶,他都會用全力去幫助。”
      威甯縣石門鄉,陰雨連綿,這讓宋冰感到有些焦躁,她正在盤算到底哪一天召集村民采摘草烏。受石漠化土地和大霧限制,很多作物在泉發村難以生長,只能種玉米、土豆,“窮根”難除。宋冰號召村民種過核桃,失敗後她愧疚不安。後來她請來農業專家,開展試種後確證草烏非常適合種植。
      “如果市場穩定,現在種植一年草烏的收益相當于過去種10年的玉米。去年有一貧困戶在種下草烏後,有各種擔心,總是質問我行不行,最後,他家不足一畝地的草烏,賣了13000多元。”宋冰自言駐村經曆了“語言關”“思想關”和“感情關”,“跟老百姓說慣了方言,我現在說普通話反倒舌頭打結”。
      在大山裏的威甯縣新發鄉,記者找到了從畢節市政府辦下派駐村的李大奎。他身著一件黑色棉襖,皮膚曬得黝黑,沉默,少言。然而,當記者跟著他來到所駐紮松發村時,他就像變了一個人。在山坡上和農房間快步如飛,介紹脫貧進展滔滔不絕。
      接連帶領兩個村脫貧後,今年6月底,松發村這塊“硬骨頭”交到了他手上。這是“一個極難攻克又必須攻克的貧困堡壘”,如松山組50戶農戶只有2戶有廁所。不到半年,他帶隊交出成績單:發展貧困戶養牛74頭、養蜂99群;99戶貧困戶中已落實就業142人;2名辍學生已追返入學;37戶居住危房的貧困戶,房屋改造主體全部完工……
      看到李大奎來了,已計劃申請脫貧的中年彜族農民陸忠成就像碰見熟人、親人。“老李來我們村3個月,村裏的變化太大了。”過去在福建打工、因工傷斷掉一節手指的他,把記者帶到山坡上看他栽種的1畝多蜂糖李。“脫貧政策這麽好,我下決心不再外出,在家安心種養,同時照顧孩子讀書。”
      “你是否真心幫扶,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。”李大奎說,這是自己駐村4年的最大感受。
    “舍家”爲脫貧
      ——“我們對不起父母、妻兒,但對得起脫貧攻堅事業”

      因爲屢次出手幫助貧困村和貧困戶,侯元軍在一些人眼裏家庭條件“富裕”。
      記者到縣城找到他家時,意外地發現,他家住在露天農貿市場旁邊的一棟廉租房的八樓,面積只有53平方米,多幾個人走動就顯局促。屋裏沒有像樣家具,電視機櫃是他自己用幾塊木板組裝的。他不好意思地說,妻子這些年因爲照顧孩子、支持他駐村扶貧,一直沒有上班,家裏就全靠自己的收入,買不起商品房,符合低收入家庭條件,于是申報、購買了廉租房。
      侯元軍前兩次幫助貸的款,村集體和貧困戶都已歸還。說起這些經曆,他語氣很淡定。“這不是什麽大事,駐村這麽久了,村民就像是我的親戚,親戚之間借錢是正常的事!”
      “他扶貧的責任心很強,總怕做不好、做不夠。”躺在病床上的張紅豔告訴記者,自己理解、支持丈夫侯元軍的工作。她自己還曾多次帶大女兒一起到村裏幫貧困戶收莊稼。
      宋冰所駐泉發村距離自己家100余公裏,很少有機會回家。“只要哪天村裏的喇叭沒有響,很多村民就會給我打電話,問我是不是沒有在村裏。” 前段時間她回了趟家,媽媽對她說:“好不容易回一次家,卻半夜才回來,一大早就要走。”
      記者到訪時,全村剛剛舉行完脫貧民主評議會議,擬脫貧戶89戶,舉手表決一致同意申請脫貧。
      宋冰說:“脫貧攻堅戰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,我們一定要打贏這場戰爭。”
      今年2月,祝聲彥來到威甯九中,原本計劃是幫扶半年,自願延長到一年。今年8月底,當回到番禺的他拖起拉杆箱,准備離家出發返回威甯,兩歲的孩子突然說了一句:“別走,我要爸爸。”說起那一刻,祝聲彥動情落淚。
      “在番禺區上課,我要用很多時間管課堂紀律,而在威甯九中,這些淳樸的孩子沒一個上課打瞌睡。”帶著科技制作“寶貝”已走遍全縣多個鄉鎮學校的他戀戀不舍,“在威甯上課是一種享受。看到孩子們渴望知識的眼神,我舍不得走。”
      提到12歲的女兒,談全村脫貧工作手舞足蹈的李大奎,轉而有些愧疚。因爲妻子前些年也在鄉鎮工作,上小學的女兒常年一人在家。“有一次回家,看到女兒正端著鍋做飯,飯沒煮熟,做不出蛋炒飯……”講到此處他不由紅了眼圈。
      爲了勉勵女兒,李大奎有時發微信給她,分享自己一線扶貧的故事和心得,“讓她看看貧困村的孩子條件有多艱苦,知道自己的爸爸做的事有意義。”讓他非常感謝的是,市政府辦前不久將他妻子從鄉裏調到市裏,解決了後顧之憂。
      “脫貧攻堅是一項偉大的事業,是一場偉大的戰爭,是戰爭總要有人付出、總要有人犧牲。”在向駐紮全鄉各村的下沉幹部動員時,畢節市政府辦駐新發鄉幫扶工作隊隊長李永喜吐露心聲,“我們對不起父母、妻兒,但對得起新發鄉四萬多各族群衆,對得起脫貧攻堅事業,對得起自己的青春年華。”
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新華社貴陽12月26日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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